有一次在土耳其，李泽伦打抱不平，和当地青年打架，在抱着对手一同摔下去之后，他的头也被狠狠撞了下。他突然领悟，学巴西柔术的时候，场馆是有软垫的，但真实的格斗中，地球是硬的。

去年，李泽伦本科毕业，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拿到了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双学位。但毕业后，他没有去找工作，也没有继续升学，而是选择了Gap Year，给自己的人生按下一次“暂停键”。他从西安出发，搭便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大致上沿着丝绸之路，抵达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历时八个月。

Gap Year，在国内并不十分流行，它是完成一个教育阶段后，有意的“暂停”，旅行只是其中一种方式，也可能是一段志愿工作，甚至是一段时间“放空”，它强调的是自我探索，用这段看似“空白”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

回国后，李泽伦选择了西湖大学交叉科学中心做访问学生，继续拓展他的科学兴趣。

李泽伦（右一）在阿富汗赫拉特大学，同车的是社会学的大学生和教授们。

李泽伦刻意回避坐飞机，选择贴地旅行，因为他说，旅行和旅游不一样。

他在笔记中如此写道：

“读大学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深深感知到了这里诞生的思想和技术都在影响着这个世界，但是好像我离世界又是那么的遥远。不论是我身边可以触及到的社会问题，为弥补殖民历史不公而举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公投，在疫情时期全球性疫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还是在世界的另一端乌克兰、巴勒斯坦、苏丹不断响起的战火声，都在促使我思考，作为一个马上毕业的大学生，我能怎么回应这些问题？”

不知道自己做的科研能够怎么切实地帮助到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于是他下定决心做一次长行，去看看真实存在着但自己又尚未踏足的世界。

当然，这一次“丝绸之旅”，不是一次完全浪漫的探索。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击，不过是真实感在奏响。穿越中亚时满嘴的风沙，在阿富汗连换挡位都坐人的汽车，住青旅时突然有女生过来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诗句，这些都是真实感在奏响。

然后，在欧洲，他经历了一场思想转折，最终决定回到国内，从在西湖大学交叉科学中心做访问学生开始，重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学业和研究。

这8个月里，他看到了什么？又在思考什么？跟着他随身携带的一台二手理光相机，我们一起来听他讲。

——以下是李泽伦的自述——

李泽伦在读本科期间。

2024年3月，我从西安出发，计划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走到欧洲，结伴而行的还有我的大学好朋友Alan，天性自由的他总是能在旅行中给我不一样的惊喜。

像全天下每个人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听说后，也是很担心我的安全，但是从网上能够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在我做调研的时候也都有游客进出，所以我最终说服了父母。

我沿着河西走廊前行，后到新疆，从红其拉甫口岸离开了中国。

李泽伦在旅行途中。

旅行是另一种阅读，如同重新阅读历史和地理，阅读每一个你遇到的人。

在巴基斯坦青旅认识的朋友Jafar带着我们，从罕萨河谷一路穿到纳加尔河谷，虽然只有一河之隔，两边的村落却信奉着不同的教派，玩着完全不同的运动，能明显感觉到纳加尔河谷的人们更加保守，街上鲜少能看到走动的女性。跟着Jafar一起，我们和当地的朋友一起打起了一场排球。

和巴基斯坦本地青年打排球。

没有具体行程安排，每天醒来可能都是全新的可能，这也让我有机会真正深入当地生活，甚至和当地人交朋友，而不是急着去赶路。在阿富汗，我度过了自己24岁的生日，在赫拉特附近的朋友们用西瓜当蛋糕、黄瓜当蜡烛给我庆生。

据当地人说，这里禁止12岁以上的女孩子接受教育。机缘巧合下，我们去了一个禁令出现之后自发成立的课外机构，让12岁以上的女性仍可以小规模地接受基本的英语教育。在教辅机构里认识的孩子，还在和我保持着联系，因为当地并没有嵌入到全球支付体系里，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下会帮助他们垫付一下在线网课的费用，他们说以后要用加密货币还给我。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尝试到那个地方的大学去结交一些年轻有趣的人。到了白沙瓦也不意外，即便白沙瓦在过去几十年里动荡不安，但大学里的学生依旧充满理想和朝气。在校园里闲逛的时候遇到了Azah，Azah在大学里学习英语文学，说话总是离不来他最喜欢的萨缪尔·贝克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每当他用流利但是略有口音的英语聊着《等待戈多》和《到灯塔去》的时候，也是不断地在这个逐渐分裂的世界里提醒着我，其实越过种族、国别、宗教和性别，我们都是如此的相似。

照片中震呼双臂的就是Azah，坐在地上的是我好朋友Alan，后面旁边的二位是Azah在家乡的好朋友们。

阿富汗给我的触动也包括佛教曾经的遗迹。佛教在早期和丝绸之路上贸易的繁盛密不可分，从西安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途经敦煌、喀什、白沙瓦，一路上都能看到佛教曾经繁盛的踪影。在巴米扬地区四处探索，我在佛窟前不远的地方看到一片茂盛的土豆花，便赶快跑了过去。

近处的哈扎拉老爷爷在田里查看作物，旁边的奶牛悠然地啃食着青草，在石窟的面前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尤其在经历了多年战乱的阿富汗，显得格外珍贵。2001年3月，巴米扬大佛遭到轰炸，如今只有土豆花依旧盛开。

巴米扬石窟。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驻阿记者的推荐下，我们来到市中心不远处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丘。这座山丘以阿富汗民族英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丘命名。在帝国主义肆虐的时期，他率领部队击退了来自英国的侵略者。如今这座山丘依旧象征着阿富汗民族不屈的独立精神。

阿富汗人正在为即将升起的旗帜做最后的修补。

在阿富汗西部最大的城市赫拉特附近，我们偶遇了一个愿意邀请我们到家里住上几天的小朋友Ahmed。他家里并不算富裕，去的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一砖一砖搭建着家里的房子。Ahmed有三个姐姐，但在当地，女性不仅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连就业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家织地毯是她们三个人能做的为数不多的经济活动。一家人一起织8个月，只能卖出几百元人民币。

走之前，我和她们说，有能力一定会帮她们找到外面受教育的机会。如今一年多过去了，当初许下的承诺目前还是没能实现。翻开照片，看到Ahmed这么天真灿烂的笑容，不知道长大了一岁的他现在能不能理解姐姐们的困境。

我抱着Ahmed，右边是一起旅行的好朋友Alan。

在踏入伊朗之前，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印象就一直定格在政治新闻的紧张和宗教传统的厚重。然而真的到达伊朗后，这里给我的印象却是压抑和浪漫交织的，长期被制裁下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我所见到的伊朗人生活并不是很如意，但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依然保有一个文明古国的荣耀和诗意。

在伊斯法罕的一家青年旅舍，一位伊朗女生看到我在写日记，主动过来，拿起笔，写下一首波斯语现代诗，她跟我讲说这是伊朗新诗之父尼玛·尤什吉的《我在等你》——

在深夜时分/当灌木枝上的阴影变得漆黑/让你那疲倦的恋人心中满是忧伤/我在等你/在那无尽的深夜/当群山的峡谷仿佛死蛇般沉睡/当莲花在杜松的树干上编织它的罗网/无论你记得我还是遗忘/都不会让你的身影消散/我在等你

即便我看不懂波斯语，但是能感受到伊朗人对于诗歌的热爱，从街头书摊印着哈菲兹诗句的小册子，到随便问一个人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大概率都会是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

在伊朗搭便车。

不满足于在伊朗内陆一直旅行的我们，又被波斯湾沿岸炎热的气候劝退，只好到里海边以便给自己营造一种在海边度假的幻象。到了拉什特，这里在波斯疆域的边缘，在16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欧洲商人便来此地设立贸易站，带走丝绸、地毯、香料，带来了地图、种子、钟表。贸易的往来往往少不了思想上的交互，于是拉什特也不同于伊朗中南部的严肃，整个城市蔓延着一股轻松愉悦的自由感。

在拉什特闲逛的途中，也捕捉下了一个老爷爷开心到眼睛都眯到看不见的瞬间，如同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

在伊朗，一个坐落在比纳鲁德山脉高处的小村庄，伊朗夏日的炎热似乎也变得更加温和。离开村子前，一名叫Ali的好心人带我们去了一个茶馆，在伊朗你几乎不可能避开茶馆。

一路的奔波，我也终于在8月份抵达了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坐在船上的那一刻，不光对自己即将踏上欧洲大陆感到兴奋，也对伊斯坦布尔这座穿越时空经久不衰的城市感到好奇。

作为古希腊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和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经历了无数更替，也始终注视着帝国的兴衰。

就像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里写的一样，“伊斯坦布尔的独特之处在于，昔日辉煌文明的痕迹，至今仍显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在这种宏大的历史感下，好像一切都又蒙上了一层浪漫的面纱，我透过轮渡上的不锈钢板看到倒映其中的一对恋人，仿佛在为这座历经千年的城市续写一个片刻的永恒。

在土耳其，遇到了一个小意外。有一次，我看到两位土耳其男性搭讪骚扰两位女生，我上前阻止，其中一位用德语对我“疯狂输出”。随后我们发生肢体冲突，我练过巴西柔术，本想将对方放倒，但不小心让自己脑袋也着地，导致头部肿起大包。可能之前训练馆里都是软垫，但地球是硬的，这就是训练和实战的区别吧。

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恋人。

给意大利留的时间不多，因此从阿尔巴尼亚坐船到达意大利港口城市安科纳，之后便马上赶往佛罗伦萨，想要去一睹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乌菲齐美术馆里聚集了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能看见那个开始强调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时代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现代科学也存留着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

在我浅显的认知里，希腊和意大利都在现代科学的发展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不再满足于用神话来解释自然，而是尝试用理性与观察去寻找规律，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就是最好的体现。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人的桎梏，让大家重新回归理性，后面也铸成了哥白尼敢于反抗宗教权威的《日心说》的理性和勇气。

希腊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

乌菲齐美术馆里，《波尔蒂纳里三联画》，中间那一副画的是新约《路加福音》的一个重要场景——牧羊人朝拜。

在巴黎，因为想念中国的食物，来到传说中的第十三区。与巴黎其他按照19世纪奥斯曼工程改造的样式不同，这里多是1970年代大量移民涌入之后建设的高层公寓。漫步在十三区有一种难以描叙的熟悉与陌生的并存感。

因为莱比锡水系发达，从中世纪起便是萨克森的商贸枢纽，河流不仅带来了贸易，也带来艺术和思想，巴赫、尼采、瓦格纳都曾在此或工作或求学。所以到了莱比锡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导游项目，坐在船上沿着市中心的白埃尔斯特河段，参观两旁的老建筑和Plagwitz区很多旧工厂改造的艺术工作室。图片里我们正在经过一个公寓，德国老爷爷和老奶奶的目光停留在导游手指的前方。

到了英国，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带着我参观她眼中的剑桥。大家一起聊着对于科研的热爱与迷茫，好像分开多年也从未走散，即便阅历在丰富，知识在增长，最内核的那个人好像并没有多少改变，算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的一丝慰藉。图片里是剑桥Christ College在翻新的样子。

到了爱丁堡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另一位朋友，也终于看到了在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没有的阳光，在爱丁堡见到说来也是讽刺。鉴于我朋友白天要去上班，我便一个人到海边去散散步。大海也似乎在提示我，我已经走到了大陆的另一尽头。

相比中亚相对陌生的世界，在欧洲的旅行，更多的是验证我对于那里的“先验知识”。近代科学和思想多起源于欧洲，尤其是在全球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今天，当你真正踏足时，也不会感到太大的陌生。欧洲今天的年轻人基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英语作为常见的第二外语，也可以让我们的交流更深入，不会陷入没有网络就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的困境。

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正在老去的欧洲，在分裂的矛盾中挣扎。难民问题、本土人口结构变化等问题产生了愤怒与排斥，让欧洲看上去似乎有一种“变化中的力不从心”。

我在阿尔巴尼亚遇到一位德国老太太，她是帮助难民融入德国社会的社会工作者。老太太提到，她曾帮助一位来自塞拉利昂人在德国学成外科手术，但对方未回塞拉利昂助力祖国建设，反而留在德国做外交相关工作，她对此十分愤怒，认为对方辜负了德国的培养，这其实展现出部分欧洲人对难民问题的矛盾心态。

其实这一路走来，除了在不同的文化里穿梭，和路上遇到的人们交换不同的视角和观点，感触最深的还是身体力行探索世界时带来的那种隔着屏幕无法比较的冲击力，那种在现场的冲击力，那些饱满的信息量，周遭的环境，当天的阳光，身边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在深深地捶打着你的心灵。

欧洲的经历也影响了我的学业选择。在我自己关注的生物学领域，欧洲科研预算有限，并不符合我的学术发展需求。我决定到中国继续尝试科学之路。而关注到西湖大学引入了诸多优秀学者，是一个非常新颖的科研创新平台。我开始检索西湖大学的官网，看到王子桐老师的研究方向正是我感兴趣的，就发去了邮件。

现在，我在交叉科学中心王子桐实验室做访问学生，我想尝试研究“基因调控模块化”——将启动子、终止子、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等拆分为模块进行排列组合，在可控计算力范围内缩小基因序列搜索空间，探索高效的研究路径。

也许也是受到这段漫长旅行的影响，我不再急于追求一个确定的目标，我会开始审视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慢下来，也多去问问自己为什么。在自己努力向前的时候，也不要忘了那些或远或近的人。

李泽伦访学期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交流现场。